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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

发布时间:2018-03-22 09:20:48 更新时间:2020-03-05 阅读:702

于右任先生是我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他的一生“扮演”了多个身份,却全都关乎祖国统一、关乎人民安危,他不仅是我国书法史上与王羲之、颜真卿启名的书法大师,还是蜚声中外的爱国诗人、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奠基人、我国报业的元老记者、辛亥革命的先驱。他一生为了国家的统一奔走呼号,晚年却被携台湾,于右任到台湾之初,发妻高仲林及长女于芝秀在原籍,幼子于中令及其母沈建华留居上海(中令时年仅十余岁,后送去台),大儿子儿媳又在南美洲,一家人分居大陆、台湾、南美数处,音讯阻隔,颇以为苦。

于右任

于右任晚年在台湾,除了为亡友写序、写墓志铭,三月三、五月五、九月九参加诗会外,其余时间便是读书、看望朋友。后来由于腿有寒症,朋友上门的多,他到朋友家去的少,但也有几位老友是经常走动的。

于右任在台湾的官邸,坐落在台北市和平东路青田街,它是战前日本人建造的一座住宅,以木质结构为主。大门是绿色油漆的,院落不大,有几株老树,还有几盆海棠点缀其间。于右任的书房名叫“老学斋”,意即“活到老,学到老”。他院落中的花木,也不大修剪,一条水泥小径因年久失修,一遇雨季(台湾多雨),长满青苔,穿皮鞋走小径,常会滑倒。有一次,他的长子于望德跌了一跤,他的老副官宋子才也跌过一跤,于右任因常年穿布鞋,还不曾跌过。他的随从人员怕他跌倒,还特为他的手杖做了一个胶皮套子,以便防滑。在刘恺钟做秘书长时,曾议论过重修一下院子里的小径,后来刘去职,再也没有人提及这事了。

由于来访的客人太多,开支也大,加上每月总会碰到几位穷朋友前来告贷求援,因此,到了每月下旬,薪俸用光了,就闹起“饥荒”来。向人去借吧,堂堂的“院长”,既难启齿,也诸多不便,所以这类难办的差事常让老副官宋子才去办。宋从大陆跟随他到台湾,对老“院长”的为人十分了解,曾劝过老人,也在经济上卡过老人,但都不生效果。到紧要关头只得把自己的一点积蓄也贴上,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最后只好到处借债度日。

1962年元旦,于右任在“监察院”参加了开国纪念会以后,回首半个世纪以前的往事,不禁黯然神伤。他在日记中写下了对身后事的意见:1月12日:“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在这一段日记旁自注:“山要最高者,树要大者。”)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13日:“早想辞职,种种事故,做不清楚,滞留而又滞留,谓之何哉!”22日:“葬我在台北近处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

又过了两天(1月24日),一夜未眠的老人,在天微微明时,写下了《望大陆》这首使人怆然涕下的悲歌: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老人写了这首摧肝裂肺的哀歌之后,在人世间生活了两年零九个月又十七天。1964年5月1日,是他在世上度过的最后一个生日。

不久,他生病住院。在医院的三个月里,于右任曾试图写份遗嘱,据身边的人说他写过好几次,因心绪不宁,写了又撕,撕了再写。在那种情况下,能写点什么呢?所以最后于右任没有能够留下遗嘱。11月10日晨,他的血压开始下降,心音减弱,心跳不规则,脉搏及呼吸先快后慢,身边的人呼唤他不再有任何反应,医院施用各种方法抢救,已气息微弱。中午,“监察院副院长”李嗣璁、“监察委员”刘延涛、王文光、陈肇英、“秘书长”硕、台糖公司董事长李崇实、“立法委员”程沧波、于之长子于望德、秘书张振蛰等,为了寻找于先生的遗嘱,打开了他的自用保险箱。不料展示在人们眼前的,既没有钱财珍宝,也没有股票证券,保险箱中多为其生前的日记和书札,以及为其三公子于中令上半年出国留学筹集旅费所出具之借款单的底稿,还有平日挪借副官宋子才数万元的账单,再有就是于夫人高仲林女士早年为于亲手缝制的布鞋袜。在场的人目睹此遗物,无不凄然。于右任做官达半个世纪以上,所遗者唯几千册书、日常衣物及普通用具而已,连遗嘱也未曾留下,故治丧委员将其1962年1月24日病中所写的《望大陆》一诗,作为遗嘱。当晚8点正,于右任先生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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