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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军

发布时间:2018-03-19 18:10:44 更新时间:2021-01-01 阅读:1446

国民革命军

中国大革命史

第二章大革命的兴起

第二节国民政府成立和国民革命军组成

一、第一次东征和平定杨刘叛乱

1.广东革命军的第一次东征

1924年秋冬,商团叛乱虽已被扑灭,广东局势仍然极不稳定,拥有较强实力的地方军阀盘踞广东大部分地区。其中尤以东江的陈炯明实力最强,对革命威胁最大。1923年初,陈炯明通电“下野”后,拥兵惠州、潮梅一带,与革命政府对峙。他在东江各地实行军阀、官僚、地主买办三位一体的残暴统治,欺压民众,盘剥农民;并与北洋军阀曹锟、段祺瑞以及邻省军阀互相提携、狼狈为奸。他们与帝国主义,特别是与港英当局紧密勾结。为了讨伐陈炯明,孙中山曾利用滇、桂军在1923年春和1924年春两次进攻东江,都由于陈逆负隅顽抗,滇、桂军屡攻屡蹶,无所进展。从1924年起,以黄居素、吴稚晖为主的一批国民党内外人士,曾发起“调和孙陈运动”以撮合孙陈关系,最终因陈及其部属的反对而破产。是年底,孙中山离粤北上,卧病京师。陈炯明等认为广州大元帅府群龙无首,有机可乘,于是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支持下,在汕头组织“救粤军”(又称潮梅粤军),自任总司令,林虎、洪兆麟任正副总指挥。全军统编十个军,号称10万之众。1925年1月,陈炯明以援助广州商团为名,悍然下达进攻广州的总动员令。

当东江战事行将爆发时,广州大元帅府所辖滇、桂、湘、粤各军多数将领对东征持消极态度,军事委员会对此也争执不决。而担任军事顾问的加伦将军则力主东征讨陈。正当东征问题议而未决时,中共广东区委发表《中国共产党檄告广东工农群众保卫革命打倒陈炯明》宣言,指出:陈炯明是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走狗,是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的代理人,他在反动势力支持下向广东革命政府进攻,是企图“剿灭中国人民解放运动”、“一网打尽工农群众”,号召广大工农群众发挥革命柱石作用“立刻起来,要求革命政府颁发全副武装,保卫革命!”共产党的鲜明立场和坚决态度,有力地促进革命政府作出东征的决定。在加伦的帮助下,在共产党的推动下,经过1个月的酝酿和讨论,军事委员会终于决定于1月底前开始行动。

1925年1月中旬,大本营发表《东征宣言》并决定将所辖之许崇智的建国粤军、杨希闵的建国滇军、刘震寰的建国桂军及谭延闿的建国湘军组成东征联军,以杨希闵为联军总司令,东征讨伐陈炯明。下旬,陈炯明军向广州进逼至虎门、石滩一线,广州局势告急。东征军以杨希闵的滇军为左路,由增城、博罗向河源、老隆、五华、兴宁攻击敌军林虎部,以刘震寰为中路,进攻扼守惠州之敌杨坤如部,并策应两翼。以许崇智的粤军和黄埔教导团为右路,沿广九铁路向淡水平山进发,进攻敌军洪兆麟部,期以三路并进直捣东江,打破陈炯明的攻势,并消灭陈军。卧病的孙中山,十分关心东征,2月5日来电督促各将士“努力破敌,以安内以立威信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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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征军中,担任左、中路的滇、桂军首领杨、刘本是地方军阀,对革命政府怀有异志,虽迫于压力同意东征,却抱消极观战态度,徘徊观望,逡巡不前。担任右路的粤军和军校教导团以及铁甲车队,是革命政府的依靠力量。右路粤军由许崇智任总司令,蒋介石兼任参谋长,先后出发东征的有张达民第二师,许济第七旅、陈铭枢第一旅和欧阳驹的警卫团等等。其中以张达民任师长、叶剑英任参谋长的二师是东征右路军的先锋。共产党员古大存率领的中央政治宣传队,随该师到前线进行战地宣传。黄埔军校教导团及一个学生总队,在大军出发之际加入右路军。

军校教导团成立于1924年10月。教导第二团成立于11月。教导团的特点是:(1)共产党人参与部队的领导。周恩来、茅延桢、金佛庄、曹石泉、曹渊、胡公冕、蒋先云、陈赓、许继慎、唐同德、孙一中、郭俊、彭干臣、卢德铭、周逸群、黄锦辉等一批共产党员,有的是部队的指挥官、党代表或骨干分子,有的是军校特别党部的执委或监委,实际上参与了对部队的领导。(2)部队中开展了政治工作。周恩来以军校政治部主任身份,主持教导团的政治工作。该团规定政治工作的任务是振奋我军,团结友军,瓦解敌军;密切军政、军民关系。主要做法是:加强各级党代表的职能,加强对官兵的政治思想教育,以坚持部队的正确政治方向;开展各种政治宣传,传播革命思想,扩大革命政府、军队的政治影响;扶助工农运动,发展革命形势。(3)部队中聘有苏联顾问。

1925年2月1日,革命军各路按计划出发,第一次东征之役宣告开始。这次东征历时2个多月,经过的主要战役是:(1)肃清广(州)九(龙)路之敌。2月1日,粤军和黄埔校军分别从驻地出发攻击敌人,铁甲车队也参与战斗,所向皆捷,11日占领深圳,至此完全控制广九路。(2)淡水之役。控制广九路后,右路军乘胜追击,直指淡水城。15日拂晓攻城开始,经过官兵奋不顾身、前仆后继的激烈战斗,于当日攻下淡水城。(3)进攻平山、海丰和潮汕之战。下淡水后,右路军于20日向平山挺进,与敌相遇,经过鏖战敌全线溃退,当即攻占白芒花,次日攻克平山。26日又夜出奇兵,破敌于三多祝、占领洪兆麟的指挥部。敌军叶举、洪兆麟部全线溃败。27日攻占陈炯明家乡——海丰县城。陈炯明已于前日逃往香港,洪兆麟、叶举也相继脱离部队各自从海上出逃。洪、叶残部土崩瓦解。为不给敌军以喘息之机,右路军各部协同作战,从3月3日至7日,相继攻克普宁、揭阳、潮安、汕头等地。(4)棉湖之战。这是第一次东征史上最著名的战斗。这次战斗,面对的是号称拥兵2万的林虎部。此役开始于3月11日,战斗延续竟日,教导团终于以两个团打败林虎6个师,取得空前胜利。(5)夺取五华、兴宁。取得棉湖之役的胜利后,右路军分兵奔袭五华、兴宁。17日至20日相继攻下五华、兴宁;接着又占领梅县、蕉岭、大埔各县,洪兆麟残部逃向闽边,林虎军窜入赣省。至此,潮梅地区全部被东征军收复。东征右路军所向披靡,迫使惠州的陈军所部接受改编。4月22日,左路——滇军开进惠州城。至此第一次东征胜利结束。

第一次东征,历时两个多月,战斗数十次,东征军能每战皆捷,摧垮强敌,主要原因是:(1)东征右路军将士的英勇奋战,特别是黄埔校军的不怕牺牲、屡摧强敌。黄埔军校教导团,组建虽不足4个月,但由于军队的政治教育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使它成为一支生气勃勃、纪律严明、充满活力的革命军队,成为东征军的中坚。在战斗中,国共两党党员密切合作、顽强奋战,建立了赫赫战功。这次一举打破陈军,荡平潮梅,黄埔校军起了关键作用。(2)人民的支援。东征军所到各地得到群众的积极支援,如为部队运送弹药、救护伤员、传递消息、侦察敌情、甚至拿起刀枪直接参战,是东征军获得胜利的力量源泉。(3)苏联政府的支援。苏联政府不仅资助了枪械弹药,而且派出顾问随军东征,帮助制订具体作战战略和策略,纠正指挥中的失误,这也是迅速获胜的原因之一。第一次东征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主要是:给陈炯明等反动武装以沉重的打击;发展壮大了革命军的力量;扩大了革命势力在东江的影响,促进了工农运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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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平定杨刘叛乱

1925年5月,正当东征军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杨希闵、刘震寰发动反革命叛乱。杨、刘统率的滇、桂军虽然在驱逐陈炯明出广州和讨伐沈鸿英叛乱等战役中起了一定作用,但是,他们进驻广州,实为争夺广东这块地盘。他们千方百计地扩充军事实力,以控制南方政府的实权;并凭借手中的军事力量,在粤称王称霸,胡作非为,干尽祸国殃民勾当。他们开烟馆、设赌场坑害民众;霸占税收机关,袭击政府财政;武装包庇不法商人,走私牟利;克扣军饷,纵兵抢劫等等,无恶不作。他们倒行逆施,使人们怨声载道。他们虽然参加了东征战斗行列,但心怀异志。当右路军与叛军苦战之际,他们却按兵不动、袖手旁观。杨、刘此时不仅暗与林虎有勾结,而且还北结段祺瑞、西联唐继尧,以谋对广东的统治。1925年5月,当东征军取得决定性胜利时,他们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经过赴港密谋后发动了反革命叛乱。

对杨刘谋叛,大元帅府早有察觉,但是胡汉民、汪精卫、谭恺等态度软弱,主张调和,欲以妥协方法挽救时局,但遭到杨刘拒绝。以廖仲恺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在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支持下,主张兴师讨伐。胡、汪等迫于形势才同意。5月13日,廖仲恺、朱培德和加伦到汕头,与许崇智、蒋介石等东征军领导人举行会议,决定“放弃潮梅,全部回省,铲除革命障碍之杨、刘,以巩固革命根据地”。21日东征军班师回省城,并令湘军谭延闿部及滇军朱培德等部开进省城一带,以资策应;并对杨、刘叛迹进行揭露。这时,杨、刘在“拥护革命政府”的词藻掩盖下,喊打喊杀,妄图与革命政府“较量”。6月3—4日,杨、刘指挥叛军攻占省长公署及财政厅等机关,并发表伪令,任命广州卫戍司令和广东省省长。

面对杨、刘公开叛变,广州大元帅府迁到河南之士敏土厂办公,5日下令免杨、刘之滇、桂军总司令职,随后宣布他们的罪状。为一举歼灭叛军,大元帅府动员各军协同作战。各路人马组成对叛军的大包围圈,形成瓮中捉鳖之势。10月11日,政府各军先后开展总攻,势如破竹,锐不可挡。12日,叛军基本被消灭,杨、刘逃往沙面转赴香港。15日,杨、刘残余全部被消灭。不久国民党中央公告开除杨、刘党籍。

平定杨、刘叛乱的胜利,固然是靠革命军的英勇作战,但工农群众的支援及政治宣传的作用不可低估。在广东工会组织的推动下,广九、广三、粤汉三条铁路和电船、民船工人罢工,使滇、桂军无法调遣;水厂、电厂工人停止供水、供电,使市内外电话不通、交通中断,各路叛军彼此情况不明,坐困一隅,以致败逃。在广东农民协会号召下,农民和农民自卫军协助政府镇压叛乱。政治攻势对平定杨、刘叛乱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对滇、桂军将士作了大量工作;黄埔军校的滇、桂系学生组成宣传队对滇、桂军开展宣传工作;国民党中央和大元帅府发表宣言揭露叛逆罪行,号召滇、桂军将士们服从命令,巩固革命政权,等等。士兵们受到宣传教育,多不愿为杨、刘卖命,因而革命军能在一周之内平定了扬、刘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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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民政府成立

孙中山生前为组建国民政府作了许多努力。早在国民党一大后,他就曾设想立即着手组织国民政府,并于1924年2月13日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通过了组织部提出的《国民政府组织案》。由于当时广东境内大小军阀尚未肃清,大本营制易于策应,故到11月,孙中山离穗北上时仍保留大本营制,由胡汉民代行大元帅职务。国民党中央为加强对政府的领导设立了中央政治委员会,孙中山亲任主席,聘鲍罗廷为顾问。中央政治委员会代表国民党中央指挥政府处理一切政务。

1924年后,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下,大元帅府对内对外都采取了积极的步骤。对外,实行联俄反帝、特别是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政策。在反帝方面,政府最先着手的是率领群众开展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进行争取“关余”、“邮余”和反对金法郎案的斗争。在国内,开展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召开国民会议、反对善后会议的斗争,以及为广东的统一和政权的巩固作了不懈的斗争。并根据国民党一大确立的扶助农工的基本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当时广东的工农运动。以上事实说明,大元帅府是一个反帝的革命政府,但是它“还算不得有力的决心的反帝国主义政府”。因为,建立在以西南军阀武力为基础上的大元帅大本营政府,断然没有能够运用政权实行三民主义的希望;也由于各军防区制在作祟,致使政令不能通达全省,无法开发实业、整顿纲纪,实现军政、财政统一。尤其是杨希闵、刘震寰的滇、桂军是当时各派军阀之首。大本营平定杨、刘叛乱,压下了反革命气焰,使广州政府转危为安,为组建国民政府创造了条件。

6月14日,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第十四次会议,商讨组建国民政府事宜,汪精卫、廖仲恺、伍朝枢、鲍罗廷等出席会议。会议决定改组大元帅府,成立国民政府;并议决政府组织法六条。这六条是:(1)设置国民政府,管理全国之政务;(2)设置军事委员会,统辖军事;(3)设监察院,监督政府各种机关官吏之行动及考核款项之开支;(4)设惩罚院,专治官吏之贪赃不法及不服从命令者;(5)设省政府,管理全省政务;(6)设市政府。不久又公布了《国民政府组织法》,该法首先鲜明标志出党治原则,即“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之指导及监督掌理全国政务”;其次规定政府的政制采取委员制,即国民政府以若干人组织之,并于委员中推一人为主席。15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举行全体会议,就成立国民政府事作出决议:(1)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2)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3)建国军改称国民革命军;(4)整饬军政、财政。之后,在鲍罗廷参与下,廖仲恺、胡汉民、谭延闿、汪精卫等晤商了组织国民政府人选等具体问题。24日,胡汉民以大本营总参议及代行大元帅名义,发表接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政府改组决议通电。与此同时,发表了革命政府改组通令。至此国民政府成立的条件完全成熟。

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当天发表的《国民政府成立宣言》,申明了国民政府的职责和对外、对内政策。宣言指出政府的职责是“履行先大元帅之遗嘱,凡属所叮咛告语者,即国民政府所悉力以赴而期其实现者”。对外方针:“最先着手,即在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号召国民一致督责北京政府迅速宣布取消不平等条约。对内方针:是继续发起国民会议运动,“自帝国主义及军阀之手中,收已失之主权,而还之国民,以符主权在民之旨”。从而实现“致中国于独立之平等自由”的“国民革命的最大目标”。国民政府采委员制,以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程潜、伍朝枢、朱培德、张继、戴季陶、林森、张静江、古应芬等16人为委员,以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为常委。聘鲍罗廷为顾问,推汪精卫为主席。政府采委员制,以发挥集体领导作用,“收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之效”,避免个人或少数人独断专行,比改组前的大元帅体制前进一步。广州国民政府设立外交、军事、财政等部,分别由胡汉民、许崇智、廖仲恺(后由邓泽如、宋子文继任)等任部长。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继续坚定地倡导“开国民会议预备会议,以消灭军阀势力;废除不平等条约,以消灭帝国主义势力。”政府还以实力赞助粤港民众运动。它公开宣称:省港罢工是“吾民族独立之自由保障人民生命财产之举”,并在政策上和物质上给予有力支持。如训令广州市“拨借东园为省港罢工委员会之用”;动员商界酌拨赢利捐助省港罢工委员会;拨发武器武装工人纠察队;封闭赌馆、烟馆空屋为罢工工人食堂、宿舍,使返省工人得以安置;安排罢工工人修筑中山路,得以经济接济。10月3日,对沙基死难烈士举行国葬。在政府支持下,罢工委员会建立和健全了组织,各机关分头办事,秩序井然;反帝的省港工人罢工坚持1年零4个月之久。罢工工人的反帝斗争,也从各方面声援了国民政府。“罢工工人与国民政府差不多相依为命,有存者俱存、亡者俱亡之势”。国民政府还着眼于农民利益而谋其解放,因而广东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在广东还有商民协会、学生联合会、妇女解放协会以及工农商学联合会等群众组织,民众运动十分活跃。在工人阶级率领下,各界群众团结战斗。“真可算是劳工神圣的黄金时代”。“五卅”运动后,广州国民政府积极支持全国的反帝反军阀的爱国群众运动;支持民众的反奉倒段斗争,并于1925年11月提出“以国民政府代替军阀政府的对时局主张”。面对军阀的残暴统治,这个主张在当时起到一定的宣传作用,但这仅是难以实现的美好愿望。

国民政府还致力于军事、行政、财政的统一。军政统一是政府统一之首。为谋军政统一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通过了《整饬军队决议案》。《决议案》强调整饬军队的必要性,指出:从1923年以来,广东境内的军队各自为政,虽有最高军事机关,形同虚设。军队不但以筹集饷源为借口,对地方行政乱加干涉;而且对地方财政机关,也争先占据,于是行政经费、教育经费等等,都被他们吞蚀,广东政务也都停滞。结果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失其保证;交通梗塞;市廛凋敝;工失其业;农失其事。广东乃革命根据地,这一切现象,无不与革命之主义及政策相悖,“故整理军队实为整理一切先著”。整理的方法是:(1)军令统一,严禁军队各自为政之习。(2)民政统一,严禁军队干涉用人之习。(3)财政统一及军需独立,严禁军队分割及霸占财政之习。(4)所有军队需经政治训练,使成为有主义、有纪律的革命军队。广州国民政府随即发表接受国民党整饬军队决议案宣言,表示“于最短时间,力求军民财政之统一,对于抗令者,予以严厉之制裁;对于阳奉阴违者予以严厉之惩罚。”为实现军令统一,国民政府于7月初公布了《军事委员会组织法》,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着手整饬军队。

国民政府还致力于民政的统一。自西南军阀进驻广东以来,政出多门;军队防区如同封地。地方官吏多不明主义,又不听命,政府为完成主义之实施对民政也力求统一。7月初宣布成立监督院及惩吏院,以监察政府各机关官吏之行动及考核款项之收支状况和惩治官吏之贪赃不法及不服从命令者。为发展教育事业,政府宣布教育经费独立,并设教育行政委员会以加强领导。财政统一是政府统一的基础。政府采取诸多措施治理财政。如统一国家财政收支,建立国家预算制度,统一税则、废除苛捐杂税,谋财政关税的自主权,建设国家银行、统一币制、改善信贷及专制制度,发行公债等等。国民政府还努力发展实业,开展市政建设和修筑公路等等。为开发实业,特成立实业投资委员会,“欢迎以平等待我之外贸”。

以上事实说明,广州国民政府“始终还是举着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军阀的旗帜”,努力整饬军队、改革行政、统一财政;注意在工农群众中开展工作,力图扫除内部反革命势力。国民政府委员会中虽然成分复杂,但当时的大多数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革命潮流影响下,其中大多数或多或少倾向革命。因此当时的广州国民政府,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较进步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共产国际称其为“依靠城乡广大劳动群众进行顽强反帝斗争的东方革命民主政权的第一个样板。”对国民政府、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采取了”在野党”的错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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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民革命军组成

孙中山建立革命军的工作是从两方面进行的:一是创办军官学校,培养革命军的骨干,从而组织一支革命军;一是改造旧式的地方部队,使之为革命服务,成为革命军的组成部分。

创办军官学校,培养具有革命精神,有主义有理想的军事人才是建立革命军的根本。黄埔军校造就了一批为革命而奋斗的军事人才,为建立革命军打下了基础,当军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后,以这期毕业生为骨干,从广东、浙江、江苏、湖南等地招募一批青年工人、青年农民,于1924年底先后组建了两个教导团。教导团学习苏联红军建制,采取三三制:每团3个营,每营3个连,每连3个排,每排26至30名战斗兵。教导团实行党代表制,从连队到团设有党代表。1925年4月6日,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十三次会议上,秉承孙中山遗愿,通过了建立党军案。随即以军校两个教导团为基础建立了国民党党军,任命廖仲恺为党代表。23日教导第三团成立。7月,教导团与军校分离。这时教导团已扩大为一个旅,下设三个团。在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具体帮助下创建的这支军队,是以革命的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以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建立民主共和国为奋斗目标的,具有较强战斗力的一支新军。这支新军的建立是组建革命军的开端。

孙中山还致力于改造大元帅府所辖的粤、湘、滇、桂、豫、赣、川、黔、晋、闽、陕等各地方军以及一切杂牌军。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命令取消那些自行扩充的杂牌军,有些“照枪数目,归并正式编制军队,以资整饬。”7月,成立军事训练委员会,以加强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孙中山还亲自到各军演讲,宣传救国救民道理,宣传整顿军队,建设革命军的必要。为统一各军,10月,将各地方军一律改称建国军。但是,用建国军名称统辖了各军,并未解决这些军队的积弊,许多部队还是“为个人所设,事功为个人所图”;“军官之富者,多积资在万数以上,而士兵则穷至衣不蔽体”;“为害地方,更触处皆是”;“人人畏兵,甚为畏匪”。

孙中山改造旧军队的设想,在他生前并未实现。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开始整饬军队,组建国民革命军。7月3日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以汪精卫、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许崇智、蒋介石等8人为委员,以汪精卫为主席。北伐前夕,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在军事委员会中设常务委员会,由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担任。统一军队,由统一名称开始。军委会决定取消以省为别的名称,统一称之为国民革命军。8月1日,粤军许崇智公开通电声明:将军队交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控制。谭延闿、朱培德、程潜等联合发表通电,宣布辞去湘军、滇军、攻鄂军总司令职,以示拥护国民政府统一军队的指令。

1925年8月26日,在黄埔党军一旅和建国各军基础上组成了国民革命军。国民革命军成立之初,共五个军。第一军,由党军第一旅和部分粤军组成,蒋介石任军长。第二军,由谭延闿的建国湘军组成,由谭延闿任军长。第三军,由朱培德的建国第一军改编而成,朱培德任军长。第四军,主要由建国粤军第一师改编而成,李济深任军长。第五军,以李福林的粤军第三军为基础扩编组成,李福林任军长。1925年11月至北伐前夕,国民政府又相继组建了国民革命军第六至第八军。第六军,以程潜的援鄂军为基础改编组成,程潜任军长。第七军,由李宗仁、黄绍■的定桂讨贼军改编组成,李宗仁任军长。第八军,由湘军唐生智的第四师改编而成,唐生智任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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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合作创立的革命军,学习苏联红军建军经验,在部队设置党代表,并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以保证这支军队能为打倒北洋军阀而战。国民革命军组成后,公布了《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条例》规定设置党代表是为了向部队“灌输国民革命之精神,提高战斗力,巩固纪律,发扬三民主义之教育”。“党代表在军队中,为中国国民党之代表”,“为军中党部之指导人,并施行各种政治文化工作”。“党代表为所属军队之长官,其所发命令,与指挥官同”,“须一律执行。”部队“一切命令及发出之公文,凡未经党代表共同署名者,概不发生效力。”等等。由于党代表制度的实行,使军队逐步“由私人工具”,“变为党的武力”,更进而使作为一种工具的军队,成为实现“理想的先锋”。

各军设政治部。政治部是军队组织的一部分,“辅助各部处的工作,进行政治教育”。军队中政治工作,大约可以分为宣传和组织两类。通过部队政治工作,“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论、主义、政策”;使“革命军的行动要依靠党的政策”;“使官佐士兵群众晓得时代的政治”、“遵守党的政策,打倒帝国主义”。从而使部队:“革命化,由武力与民众合作,进而为人民之武力”;“统一化,而不致有互相侵扎之事”;“成为明主义,认清敌友、懂得斗争方法的很有能力、有经验的战斗员”。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作军队政治工作,比做军事工作责任还重要。因此,国民革命军在努力开展军事训练的同时,加强政治训练。在刚建立起来的各军先后设立了政治部。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革命军的组建,甚为关切。选派自己的优秀党员到各军担任政治工作,和某些军事工作,推动军队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当时,所有各军政治部主任,几乎都是中共党员。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忘我工作,出色地完成任务。国民党“二大”后,国民党中央相继任命了各军党代表。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兼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周恩来(后为缪斌)、李富春、朱克靖、罗汉(后为廖乾五)、李朗如、林伯渠、黄绍、刘文岛等为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军副党代表或党代表。对独立师、军事机关及海军、航空队等也陆续配备了党代表。1926年北伐开始后,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机关的党代表增至1000多人,形成一支强有力的政治工作队伍,影响遍及广东及东南各省。许多共产党员担任了从连到军的各级党代表。一、二、三、四、六军的党代表周恩来、李富春、朱克靖、廖乾五、林伯渠等皆为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担任师及师以下各级党代表尤以一、二、三、四、六军中为多,如曾担师党代表的有:周恩来(兼)、鲁易、包惠僧、李富春(兼)、方维夏、肖劲光、廖乾五、吴少默等人。北伐战争开始后,广东区党委军委派聂荣臻为“军委特派员”,到北伐军中做联络工作。有许多共产党员担任营、团党代表。第一军,初期在连、排中建立了共产党组织。第四军独立团的军事、政治干部几乎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支部设在团上。

国民革命军初建时之党务、政治文化工作,在政治训练部指导下进行,陈公博为主任。北伐前夕在训练部基础上改组成立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不久改称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隶属中央军事委员会,邓演达为主任。许多共产党员在总政部任职。北伐战争开始后,总政治部在广州设留守处,其余都随军出发,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参加宣传队随军北上。在改组成立总政治部的同时,国民党中央增设军人部,任命蒋介石为军人部长。军人部有任免及提名师以下党代表之权,从此,任免军中党代表之权,实际上被蒋介石独揽。

国民革命军

以共产党员为革命核心的政治工作,发挥了极大作用。他们在军队内外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在宣传工作方面:对军队,进行政治的、纪律的、知识的宣传教育,经过教育,不仅使官兵懂得了为什么要打仗、打倒谁;而且增加了组织纪律性。对群众,深入乡村,宣传部队的宗旨和政策,密切了军队与群众的关系。在组织工作方面:对军内,组织国民党小组,俱乐部,图书馆,抚恤调查委员会等,以加强部队纪律,活跃文化、娱乐生活;对地方和革命群众,帮助建立政权,组织国民党部,成立工人、农民、妇女、学生等人民团体,因而深得群众的拥护。

为学习苏联红军建军经验,国民政府聘请苏联军事人员担任国民革命军的军事、政治顾问。顾问的工作,不仅促进部队本身的进步;而且协助军委和各军制定正确的军事路线、战术和作战计划。苏联政府派遣了大批优秀军事干部来华。最先担任国民政府首席军事顾问的是巴甫洛夫。他不幸去世后,布留赫夫(加伦)继任军事总顾问。古比雪夫(季山嘉)曾在加伦回国养病期间代理总顾问职。在军事委员会各机关任职的有:政治训练部顾问拉兹贡,总参谋长罗加觉夫。在他们两人离开广州后担任加伦将军参谋长的,先是斯涅戈夫,后是勃拉戈达托夫(罗兰)。总政治部顾问泰依罗尼(铁罗尼)。此外,在炮兵、海军、空军和国民革命军各军以及军以下主力部队皆聘有苏联顾问。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尽力深入研究军事状况,熟悉指挥员和士兵群众,积极指导部队军事训练,经常给军官进行政治、军事演讲,组织示范教学,直至参与作战指挥等等。军事总顾问加伦和总政部顾问铁罗尼始终和部队在一起,加伦参与了许多重大战役的决策和指挥。苏联政府还多次给予革命军以武器支援。这些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正是由于在国民革命军中实行党代表制度,建立了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政治工作制度,聘请苏联军事人员为顾问,推动了这支军队的改造和进步,使它成为一支有革命理论为指导的、组织纪律性和战斗力较强的,为打倒北洋军阀而战的革命武装。

但是,这支军队除第一军以外的各军多为原地方军阀部队改编而成,军官多属地主阶级。第一军军官虽多由黄埔军校军事教官调任,他们也多是出身于旧的军事学校。这些军官参加国民革命的动机不一,固然不乏有志于革命事业的,但更多的是为了给自身寻找出路,或为升官发财而来。他们在国民革命军中,受到革命潮流的影响而或多或少的倾向革命,但是这时实行的党代表制和政治工作制度还很不完善,不但不足以改变他们视军队为其私人所有的观念,也不能对他们实行有效的监督。军队的领导权仍完全控制在指挥官手里。党代表实无兵权,是不可能使主管官的命令不执行,政治工作人员更没有监督指挥官行使其权力的可能。此外,党代表和政治工作人员成分复杂,除中共党员、青年团员和国民党左派外,还有国民党右派、旧军官、政客等,这后一类人一般都与主管官关系密切,声息相通,更不可能对主管官起任何监督作用。这时,中国共产党对于独立地掌握正规革命武装的极端重要性还缺乏认识,没有注意争取军队的领导权,以彻底改造这支军队。苏联政府只要求他们派来的顾问充当中国将领的“拐棍”,而“不应承担任何直接领导军队的职责”。因而,他们对这支军队的改造所起的作用很有限。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国民革命军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根本改造。大批军官仍视其控制的军队为私人所有,并利用革命口号提高自己的威信,使部队继续忠于他们;还利用职权任用亲信,培植私人势力。当革命深入发展到触及其阶级利益时,他们就有可能利用其掌握的军队危害革命。国民革命军的这种状况,使革命发展潜伏着危机。

国民革命军

四、第四军独立团的建立

1925年国民革命军成立后,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将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的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建设成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

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是以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的大部分成员和黄埔军校一部分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为骨干组建的。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的铁甲车队,是国共合作后,由共产党人倡议、经孙中山批准建立的。它的任务是:拱卫大元帅府。中共广东区委先后调来徐成章任队长、周士第任副队长、赵自选任军事教官、廖乾五任党代表、曹汝谦任政治教官,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苏联政府除对铁甲车队予以武器支援外,还派来顾问指导工作。队内成立共产党小组。铁甲车队在完成拱卫大元帅府任务的同时,还先后支援了广宁的农民运动,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平定杨刘叛乱和封锁香港的斗争。在这些战斗中,官兵们机智勇敢,不怕牺牲,作出应有贡献。在组建三十四团时,中共广东区委决定,车队大部分成员加入该团。与此同时,从黄埔军校调来杨宁、董朗、吴兆生、卢德铭、袁炎烈、练国梁、蔡晴川、张堂坤等共产党员参加工作,为把该团建设成新型的革命团队打下良好基础。

以叶挺为团长的三十四团,于1925年11月在肇庆正式成立,北伐前扩编为第四军独立团。全团2000余人,以共产党员为骨干。团长叶挺,参谋长周士第、参谋董朗、第一营营长周士第(后为曹渊)、第二营营长许继慎、第三营营长杨宁,各连连长及侦察队等队长大都是共产党员。团内设中共党支部,是团队领导核心。党支部受中共广东区委领导。干部任命、调动和人员补充,都由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周恩来经常给团以具体指导。

叶挺等遵照中共广东区委关于努力把独立团建设成为一支有坚强战斗力的革命军队的要求,在团队成立初期就认真加强军事、政治训练。在军事训练方面,团队实行严格的“四操”、“三讲”制度。“要红才能打胜仗”是独立因领导坚信的真理,十分重视政治训练。采取多种形式对官兵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从而提高了官兵的阶级觉悟和对革命的责任感;增强了官兵的纪律观念和团结。独立团做到了团内官兵平等,亲如手足;对群众情同鱼水。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独立团,是一支完全新型的革命武装。

独立团成立后,积极支援西江的农民运动。1926年初,独立团先后派遣该团官兵,支援高要县第一区农会反击地主武装的进攻,并和农民自卫队一道捣毁罗建反动地主老巢,拔掉反动地主武装据点。结果,不仅大长了农民群众的志气,而且以缴获的枪支武装了农民自卫队,扩大和加强了农民武装力量,推动了广东省西江农民运动进一步发展。1926年5月,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从肇庆出发,途经广州北上。独立团在北伐各次战斗中所向披靡,威震全国,成为百战百胜的北伐先锋。全团官兵为北伐战争胜利,作出巨大牺牲。“诸烈士的血铸成铁军的荣誉!”叶挺战功卓著,获得“北伐名将”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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