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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成

发布时间:2018-03-19 10:48:09 更新时间:2019-06-16 阅读:465

李秀成(1823~1864年8月7日),初名李以文,广西客家人,出生于广西藤县大黎里新旺村。太平天国后期著名将领,近代中国军事家、政治家。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和父母一起“寻食度日”,生活十分艰难。参加太平军后,他作战机智勇敢,很快从一名普通的士兵晋升为青年将领。天京变乱后,他与陈玉成、李世贤等力撑危局,取得了二破江北大营、三河大捷、二破江南大营等军事上的胜利,并建立苏福省、天浙省,中兴了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封李秀成为忠王,称“万古忠义”。1864年,天京陷落后,李秀成被俘遇害。

1855年秋天京地区形势日趋紧张。清将吉尔阿和总兵张国梁,率兵围困镇江,威胁天京。1856年2月,李秀成和秦日纲、陈玉成等去救咽喉之地镇江。进兵至汤头时,为清兵张国梁所拒。李秀成巧出奇兵,带三千人趁黑夜越过汤头岔河与陈玉成、吴如孝内外夹攻,重创清军,遂解镇江之围。太平军乘胜渡江至长江边的瓜洲镇,连破清营一百二十余座,占领扬州。

1856年6月李秀成又配合石达开参加破袭江南大营的战斗。李秀成等进驻天京城外东北燕子矶观音门。石达开部进占黄马群,把敌人切成两半。20日,太平军与清军统帅向荣发生激战,攻破孝陵卫满、汉营寨二十余处。杨秀清亲自派人从城内策应。最后向荣败走丹阳,自缢而死,江南大营土崩瓦解。

1856年9月“天京变乱”使太平天国革命事业遭到了严重挫折。在“朝无佐政之将”的情况下,洪秀全重建新的领导核心。1857年10月,李秀成被升为副掌率,提兵符令,进入了领导核心。但这时的洪秀全,“不肯信外臣”而“专信同姓”。李秀成极力劝告洪秀全,要“择才而用,定制恤民,申严法令,肃正朝纲,明正赏罚……。”李秀成的犯颜直谏,惹恼了洪秀全,将李秀成一度罢官,经过李秀成和在朝文武的据理力争,才又恢复了李秀成的职务。1858年,洪秀全恢复前期五军主将制,李秀成为后军主将。同年,清军进逼天京,洪秀全任命李秀成主持天京解围的战斗。8月,他约集太平军各地守将在安徽枞阳召开军事联席会议,共同研究解除京围的作战方案。会后,陈玉成东进破庐州、克滁州。李秀成在滁州东南乌衣与陈玉成合兵击败清军主力德兴阿、胜保部。紧接着奔袭浦口,摧毁江北大营,敌都统德兴阿部被歼一万多人。

正当陈玉成和李秀成乘胜扫荡苏北战场时,湘军首领曾国藩在安徽发动大规模进攻。李秀成配合陈玉成取得三河大捷,歼敌李续宾部六千人,沉重打击了湘军的气焰,稳住了长江上游的局势。

李秀成与陈玉成又合兵解六合之围,拔清军营盘六十余座。在李秀成、陈玉成和清军拚死奋战不断为太平天国事业立下显赫战功的时候,洪秀全封从香港回到天京还不到一个月、尚无尺寸之功的族弟洪仁玕为干王,总理朝政。接着封陈玉成为英王。敌人利用这一时机,指使叛将李昭寿寄书给李秀成劝降。此信被天京戍卫部队查获。洪秀全得知此事十分震惊,立即采取了严厉的防范措施。将李秀成的母妻押当,并下令封江不准李秀成回京。此时,困守浦口的李秀成内无军饷支兵,外无援兵相救,但仍坚持与清军进行艰苦的战斗。李秀成的勇敢作战和忠贞不渝的表现,解除了洪秀全的疑虑。洪秀全亲书“万古忠义”四字送给李秀成,并晋封为忠王,以表彰他对太平开国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卓越贡献。

1860年初太平军采用“围魏救赵”的战略围歼清军江南大营。李秀成奉命率精兵从浦口出发奇袭杭州。他对部下说:“官军精锐,悉萃金陵,其饷源在苏、杭。今金陵城外长壕已成,官军内围外御,……攻之难得志,不如轻兵从间道疾捣杭州,杭州危,苏州亦必震动,金陵大营惧我绝其饷源,必分师奔命以救之。我见大营虚弱,还军急击,踏破大营,则苏杭皆我有也。”李秀成在进军杭州,攻占安吉、长兴后,突然兵临杭州城下,吓得杭州官绅惊慌失措,守城无策。3月19日,李秀成攻占杭州。江南大营统帅和春果然中计,忙派总兵张玉良统兵一万三千余人援救杭州。清军于23日赶到杭州城下,第二天,太平军迅速回师,各路大军分进合击江南大营。天京城内太平军也分头出击,连抛火罐,敌营“火药轰处,人声鼎沸,登时大乱。”在太平军内外夹击下,连破清营五十余座,数万清兵全部溃散。和春等清营大员“不及衣履,仓皇奔镇江”,“京围立解”。

第二次攻破江南大营之后,1860年5月,洪秀全在天京召开了高级将领会议。在李秀成的积极支持下,会议采纳了洪仁玕提出的东下苏杭,先夺取江南富庶地区,尔后西上奔袭武汉的战略计划。担任东征主将的李秀成率兵攻丹阳,占常州,进无锡,克苏州。太平军在苏常战场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湘军乘机掘了三道长壕加紧围攻安庆。

1860年9月洪秀全调集各路将领组织第二次西征,会攻武汉,援救安庆。陈玉成部走长江北岸从安徽入湖北,攻武昌北面。李秀成部走长江南岸,经江西入湖北,攻武昌西南。两军约定在1861年4月会师武汉。陈玉成在3月进抵距武汉一百六十里的黄州,因英国出面阻挠和南路军未能按时赶到,便率主力折回安庆。而李秀成原本不想参加西征,主张守住东南新地盘,只是在洪秀全的严诏督责下,才不得已于10月下旬留下主力,自己带部分兵力进入皖南。12月,大军逼近祁门。曾国藩惊恐万状,“军中皇皇,莫知为计”,忙写下遗嘱,准备后事。可惜,李秀成没有探明敌情,误认为祁门驻有重兵,所以就放过祁门绕道江西,这才使曾国藩虚惊一场,死里逢生。

1861年6月李秀成攻下武昌县,逼近武汉。因得知陈玉成部在集贤关等处作战失利,他径自撤军,退出湖北。由于李秀成对西征的消极态度,因而造成了会剿失约,武汉会师的计划落空了。在安庆形势十分紧张,太平军广大战士艰苦的进行浴血奋战的危急关头,李秀成又率军从安庆附近撤回江浙,而不回军去协力援救。他这种不顾大局的行动,引起太平天国将领们的不满和指责。洪仁玕在给他的信中指出,他对长江上游“弃而不顾,徒以苏杭繁华之地,一经挫折,必不能久远。”后来,安庆的失陷,李秀成是应负一定责任的。

1861年9月李秀成回师江西,进入浙江,12月攻克杭州。在李秀成经营苏杭地区期间,任用了不少清朝的官僚、豪绅、团练头子在太平军中当官。一些地方原有的地主政权甚至照旧执政,不仅允许地主收租,而且还设局催租,保护地主的封建剥削。

1860年李秀成在占领苏常地区之后,率军直指上海。盘踞在上海的英法侵略者勾结地方官绅,出资雇用美国人华尔组织洋枪队,抵抗太平军的进攻。李秀成在青浦一战大破洋枪队,“杀死鬼兵六七百人”,华尔身中五枪,狼狈逃回上海。1862年,太平军再次进攻上海。李秀成发出布告警告侵略者,要他们“各宜自爱,两不相扰”,“倘不遵我王化而转助逆为恶,相与我师抗敌,则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太平军在重创英法干涉军和洋枪队之后,主动转移。5月中旬,在太仓破清营三十余座,乘胜收复嘉兴。8月,在浙江慈溪战斗中,太平军打死了“常胜军”头子华尔。由于中外反革命势力的联合进攻和李秀成率主力回援天京,致使苏浙战场转入防御,根据地日渐缩小。1863年12月苏州失陷,第二年3月,太平军从杭州突围北撤。

1862年10月李秀成进攻天京城外雨花台湘军大营。太平军把湘军打得晕头转向。李秀成部开掘地道,炸毁湘军围墙,太平军冲入湘军阵地展开肉搏战。后来由于太平军云集天京,棉衣、粮食供应都遇到困难,李秀成才决定撤军。接着,洪秀全又命他执行“进北攻南”的计划,企图进攻清军后方,伺机消灭湘军以解京围。但由于天京告急才又回师援救。这次南北奔波,使李秀成损兵折将,锐气大伤,失去太平军将士数万人。

1863年天王洪秀全命李秀成率军渡过长江攻安徽,企图以进攻清军后方迫使包围天京的清军撤退,由于军中粮食不足,加上天京外围据点接连失守,李秀成被逼退回江南,太平军在该次出征损失惨重,“前后失去战士数万余人”,投降逃逸被俘太平军亦超过10万以上,导致返回南京城防部队严重不足仅3万残兵,故湘军得增益7万兵力围攻天京。苏州失守后,天京形势更为危急。李秀成向洪秀全提出:“京城不能守,曾帅兵困甚严,濠深垒固,内少粮草,外救不来,让城别走“的建议。但此时的洪秀全断然拒绝了这一正确建议。自此时起至天京失守止,李秀成留守天京。

1864年6月洪秀全病逝。6日,十六岁的幼主洪天贵福即位。

7月19日,湘军挖地道用火药炸塌城墙,冲入城内。太平军一万多人与敌人展开肉搏战,一部分战死,其余在混乱中突围。李秀成将他的好马让与洪秀全之子幼天王,掩护其突围,结果他自己因“马不能行”,在天京城外东南的方山被擒获。

1864年8月

李秀成被俘后,被人送至曾国荃的清军兵营。因为自己的亲兄弟曾国华在与李秀成作战时,战死在三河镇,故而对其痛恨有加。曾国荃动用割其臂股肉的残酷刑罚,李秀成痛楚斥他:“两军对战,各忠其主,当有损伤,何如此?”,英雄之气丝毫未减。

此后李秀成在狱中写下数万字的自述,全书无结尾。自述原稿卷末第74页以后的内容部份被撕去,有传言谓他在被囚期间曾经游说曾国藩反清自立但未遂。据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考证,曾国藩为了邀功曾夸大和扭曲了很多史实,因害怕清政府的审讯而不等指示,擅自将李秀成杀害。李秀成的自述也在上报朝廷时,经过了曾国藩的删减,原稿被曾国藩送至家乡秘藏。1864年8月7日,李秀成在南京江宁就义,终年42岁。在临刑前,李秀成毫无戚容,谈笑自若,并写有十句绝命诗叙其尽忠之意。李鸿章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曾表示在阅览完《李秀成自述》后,也感动赞誉李秀成是“英雄人物”。

梁启超极力推崇洋务派代表李鸿章,并为之作传。《李鸿章》这本传记里有不少章节言及李秀成,一提及时即是一连串的好评:“聪慧明敏,富于谋略,胆气绝伦。”

论及当时李秀成的功绩则说:“故洪氏未叶,得以扬余烬簸浩劫,使官军疲于奔命,越六七载而后定者,皆秀成与陈玉成二人之力也。玉成纵横长江上游,起台飓于豫、皖、湘、鄂;秀成出没长江下口,激涛浪于苏、杭、常、扬。及玉成既死,而洪秀全所倚为柱石者,秀成一人而已。秀成既智勇绝人,且有大度,仁爱驭下,能得士心,故安庆虽克复,而下游糜烂滋甚。自曾军合围雨花台之后,而于江苏地方及金陵方面之各战。使李鸿章、曾国答费尽心力,以非常之巨价,仅购得战胜之荣誉者,惟李秀成之故。故语李鸿章者不可不知李秀成。”

写到李鸿章建功立勋,却在克复天京一节之末,以大篇幅对李秀成的诸多事迹赞不绝口:“李秀成真豪杰哉。当存亡危急之顷,满城上下,命在旦夕,犹能驱役健儿千数百,突围决战,几歼敌师。……及城已破,复能以爱马救幼主,而慷慨决死,有国亡与亡之志,推古之大臣儒将,何以过之,项羽之乌骓不逝,文山之漆室无灵,天耶,人耶?吾闻李秀成之去苏州也,苏州之民,男女老幼,莫不流涕。至其礼葬王有龄,优恤败将降卒,俨然有文明国战时公法之意焉。……使以秀成而处洪秀全之地位,则今日之域中,安知为谁家之天下耶!”

梁启超对忠王给予极高评价,这些评价甚至高于传记主角李鸿章本身:“李鸿章与李秀成。二李皆近世之人豪也。秀成忠于本族,鸿章忠于本朝,一封忠王,一谥文忠,皆可以当之而无愧焉。秀成之用兵之政治之外交,皆不让李鸿章,其一败一成,则天也。故吾求诸近世,欲以两人合传而毫无遗憾者,其惟二李乎。然秀成不杀赵景贤,礼葬王有龄,鸿章乃绐八王而骈戮之,此事盖犹有惭德矣。”

除此之外,梁启超言及《李秀成自述》,又直言感慨:“虽经官军删节,不能各传,而至今读之,犹凛凛有生气焉。呜呼!刘兴骂项,成败论人,今日复谁肯为李秀成、扬伟业发幽光者?百年而后,自有定评,后之良史,岂有所私。”“试观忠王就地正法,中外尚哗然……(《洪福异闻》)”“假仁假义,慈爱军民”(汤氏辑《鳅闻日记》)中方敌对人士及媒体对李秀成及其自述观感态度摘录:

曾国藩。前期-狡诈百端,后期-反复重沓,献谀乞怜,无非图延旦夕之一命。死后-甚怜之

曾国荃,阱虎乞怜,虽狗鼠之不若,殊不嗤也。左宗棠意在庇纵逆党,亦可概见。

伪忠王李秀成为诸贼之冠,不甚耐战,而最多狡谋。……狡狯异常、诡谲多谋、谋狡而稳……既深佩其狡猾,更积恨其忠勇。此贼甚狡。《上海新报》狡狯异常,身在囹圄,犹朦混大宪,为幼逆等漏网地步。

上海出版最早的报纸是《北华捷报》,1850年8月3日由英人奚安门(Henry Shearman)创办周刊。1864年7月1日,由于需要刊载的信息日多,报馆另出日报《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北华捷报》乃为增刊继续发行,每周六发行。《上海新报》为近代上海首份中文报纸。出版于1861年12月(清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傅兰雅(John Fryer,英),林乐知(YoungJohn Allen,美)曾任主编。由英商字林洋行(North-ChinaHerald Office)印行。竞争不敌《北华捷报》中文版,1872年12月停刊。日人松野植之助(一云松野平三郎)於1890年再以此名创办《上海新报》於上海。初为周刊,1904年改为日刊,并易名为《上海日报》。

当戈登开炮猛轰,随即进攻壁垒森严的胸墙时,迎面对抗的并非慕王,而是万夫莫当的忠王本人!他率领三千精兵,一律身穿黄袍。战斗在前哨,由忠王亲自督军捍卫。戈登生平只有这一次在沙场上面对伟大的太平军统帅。事后他不得不承认:忠王冲锋时端的身先士卒,锐不可当。(原籍美国,退休后入英籍)Hosea.Ballou.Morse(霍·巴·马士)《太平天国纪事——戈登捷奏》:……他是忠王——忠贞的王——太平事业的主心骨,他专程从无锡远道赶来研究苏州的局势并激励军兵防御的士气。我饶有兴味地打量着他。他体格健壮,显然身经百战才身居高位。他神色威严,身穿便服,仅仅佩戴一串精美的珍珠,别无其他饰物。

“常胜军”总指挥戈登:如果你能有幸目睹忠王的风采,你就会相信,象他那样的人,注定会成功。不论抚台(李鸿章)、恭亲王还是别的满清王公贵族,在他面前都相形见绌。……他是叛军拥有的最勇敢的、最有才能的、最有创业精神的领袖。他比其他任何叛军首领打过更多的仗,而且常常是打得很卓越的。……他是唯一的一位死了值得惋惜的叛军领袖。

“我不愿打扰他,便静静地进去,但某人招呼他,他就转头,遂站起来,用我的姓名向我祝贺。这时我不得不说几句,故只问他是否对我有什么要求。他回答说他唯一的希望于天。说此话好象几乎以快乐的声调,使我无意之中同情他。”

(1970年1月9日《文汇报》路易·艾黎书信),其中第3条提到:阿拉伯斯特(即阿拉巴斯德)是最后一个见到李(秀成)的外国人,他是在南京认识李的。李对他说,他(指阿拉伯斯特)所看到的这个人(指李自己)是一个已经死了的人,李对他还可以利用剩下的一点时间来写一些有关起义的历史而感到高兴,因为所有在南京的档案都已经丢失。尽管他受到了残酷的虐待,但他仍然显得平静和镇定,保持着尊严。

你们的兄弟般的路易·艾黎送忠王宝剑回中国的柯文南认为:“忠王在世最后几天所写并不是以‘乞命’为动机。……只有他愿意帮敌人打革命军才有保身的可能,而说他愿意走童容海的道路是没有根据的。……李秀成在生的最后几天由于忠君思想,宿命思想,爱民情操及实际情况,认为革命既然已经失败了,自己最后的责任只能是死前劝敌人允许他想尽一切办法解散太平天国的残军(无论是真情与否),避免继续流血,避免‘内乱外患’”

——可见柯文南关注的不是李秀成真降伪降,抑或真降伪降的效果,而是强调,李秀成保护部众的目的,在自供中无疑是真实存在的。

令柯文南茫然的是,即便中国的史学同仁认同他的看法,达成了对“李秀成的确想保护部众”这一事实的共识,可仍然对忠王李秀成的自述给予无情的批判。文革结束之后,这样的结论依然是主流,在历史教科书上,李秀成有幸被平反了一部分,但在晚节问题上,继续因自述问题维持污点评判。柯文南百思不解,不得不在他的史论中,写下了这么个追问句子:“这难道是很可耻的想法及行为吗?”

源于不同价值观的争论,究竟是死节难,还是身在囹圄犹虑监牢外的众生更难,似乎不是无从讨论,无法得出答案的。对于贪恋生命的人而言,主动自杀当然更难一些,然而纵观忠王一生,谁都不能否认,李秀成并不是个怕死的人。可见这类“气节”的价值在于名声,因此也叫做“名节”。重名的癖好导致了对自裁者的赞赏,淹没了对坚忍者的崇敬,遂使得“引刀一快”高于一切艰辛筹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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